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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兴杰政府知道经济底细以后

发布时间:2021-01-21 15:58:58 阅读: 来源:跳线机厂家

陈兴杰:政府知道经济底细以后

南太平洋有个叫新赫布里底的群岛,那里的土著居民经过常年观察,发现了一个现象:健康人身上会有很多跳蚤,那些生病人的身上,几乎没有跳蚤。由此他们得出结论:跳蚤这种东西使人身体健康。缺少跳蚤,身体就不健康了。这个结论显然是悖于医学常识的。很多统计学家跑去做了大量调查,结论都是如此。于是他们猜测当地跳蚤可能含有什么健康成分,甚至有人写文章专门研究“有益于身体健康的跳蚤”。后来有个医生研究发现,土著人身上都是有跳蚤,只不过生病的人发烧,较高体温引起跳蚤不适,纷纷离开。这才有了“跳蚤使人健康”的错误结论。  这故事讲什么道理呢?世界上的因果关系和万物发生,并不依赖于数据。统计数据只能佐证因果关系,却并不总是正确,想要正确理解事情,必须探寻背后的机理。遗憾的是,很多人会根据统计数得出错误的结论。经济学界不乏这样的例子。

以最低工资法为例。最低工资通常指政府规定高于市场一般价格的工资水平。这项政策的后果众所周知,它会增加失业率。很多企业没有能力提供这个工资水平,或者提供该工资水平就不划算,利润降低,生产无法扩大,很多岗位的设置变得不划算。  前一段时间,一个在澳大利亚的朋友说:悉尼劳动力市场的最低价格(比如餐馆洗盘子之类)是时薪10美元。很多中国留学生都愿意去赚点钱,补贴家用。这其实是双赢交易。政府出台规定,最低时薪是17美元。表面上为穷人好。实际情况呢?我们都知道,只要老板遵守法律,政府严格执法,餐馆运营成本就会提高,留学生就会失去工作机会。  最低工资法的后果无非是,让原本低于法定最低工资的劳动者就业更加艰难,增加失业率,诱发企业雇用“黑工”,让企业和劳动者处于形式“违法”的状态(中国城市广泛存在低于最低工资水平的企业和劳动者),可以说是有百害而无利。  最低工资法最强有力的辩护来自经济学界,他们是一些手执数据的经济学家。他们提出,最低工资法不会提高失业率,因为有数据显示,一些地方提高最低工资,就业率没有降低,反而还上升了;工人工资水平在提高,失业人数也没有明显增加。“提高最低工资,失业率上升”的定理没灵验啊?一个很简单的反驳是:如果最低工资法如此之好,为何不将工资提高到天价,反正失业率不会影响,就让政府给民众涨工资嘛!当然,这些经济学家就会辩解,“适当的最低工资”才是有益,太过分了自然不成——在他们那里,逻辑并不太重要,最好紧盯数据调整。  统计数据显示,提高最低工资同时,就业率没有下降,甚至有所提高,这种现象确实可能存在,却不因此否定最低工资法存在的问题。市场环境是千变万化,随时变动,实难考察。影响就业率的因素很多,新产业发展增加了劳动力需求,企业和劳动者通过各种手段规避了法律,劳动者季节性地迁徙——这些因素都影响失业率统计。世界上的事情千变万化,很多变量是无法体现在数据统计。我们可以确定的是,最低工资法从经济上有害,它的危害没有呈现出显著效果,并不意味着我们需要它。政府官员的一大擅长,却是拿着亦真亦假的数据作为假口,行非分之事。  说到这里,我想起香港曾施行的经济政策。香港长期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,有个词专门形容香港的政策——“积极不干预”。“积极不干预政策”的代表人物,是1960年代担任港英政府财政司的司长郭伯伟爵士。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先生对郭伯伟推崇备至。他曾专门写文章介绍郭伯伟,并翻译了郭伯伟的经济主张,其中就讲到了统计数据。下面这段话,是郭伯伟原话翻译成中文:  “起码在财政司而言,我们的处境较为幸运,因为政府极少参与经济活动,故此无须借助这些数字制定政策,这些数字对我们可以说毫无价值可言。我们应更格外警惕的是,一旦有了这些数字在手,我们便不难倒果为因、萌发干预之念,蓄意制定出一些直接左右经济运作的措施。”  能认识到政府凭借统计数据干预经济的危险性,这是难能可贵的。在郭伯伟主政期间,香港政府很少经济统计——因为干预少,就没必要经济统计;因为极少统计,也少了很多干预借口。政府施政只需要一些简单的原则:比如确立产权、保护经营,维持司法公正,这样就可以了。至于价格多少是合适,人们生活水平提高多少,工资水平是多少,政府都不过问。经济活动所需要的数据呢?那就由民间自发寻找吧。对民间经济知之甚少的“瞎眼政府”往往是民众之福,而三番五回搞“经济统计”,对民间财富一清二楚的政府,则是非常可怕的。不怕贼偷,就怕贼惦记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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