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震惊中央的大逃港风潮-【zixun】

发布时间:2021-10-12 19:04:07 阅读: 来源:跳线机厂家

1977年11月,邓小平复出后视察了广东。当时,人口不足3万的边陲小镇深圳,逃港事件愈演愈烈,边防部队几乎无力防守,省委领导把这一情况向邓小平作了汇报。然而令汇报者愕然的是,当时邓小平只是用他那睿智的目光眺望着窗外烟尘蒙蒙的羊城街景,似乎对这个“惊天动地”的严重问题无动于衷。沉默了好一阵子,邓小平才转过身来,他用肯定的门吻说道:“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,这事不是部队所能管得了的。逃港,主要是百姓的生活不好,两边的差距太大了。”

鸦片战争后,香港被英国占领,从此走上了一条与大陆母体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。然而,政治铁幕并未将香港与祖国大陆的脐带完全斩断,从1951年到1980年的29年中,大量的大陆非法移民以偷渡的形式从广东进入香港,最终汇聚成为了一股股逃亡香港的奔涌潮流。

以深圳为例,在公开的文件里,新中国成立后“深圳历史上共出现了4次大规模偷渡”,分别为1957年、1962年、1972年和1979年。据广东省委边防口岸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统计,1954年到1980年,官方明文记载的“逃港”事件就有56.5万多人次。

内地民众此起彼伏大规模的逃港风潮,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,也为中国改革开放最为重要的决策之一——深圳等经济特区的设立,作了深刻而令人心酸的铺陈。

逃港的深层原因

新中国成立期间,由于战乱等因素,规模性逃亡香港的潮流便已出现。《香港年报》记载,上个世纪50年代初,战乱使超过75万来自内地的居民涌入香港。

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曾走过一条曲折的道路,比如,公社化“大锅饭”模式下的一切归公,在个人财物方面,全部金银首饰都要报告政府,然后存入银行,极大地伤害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。

实际上,上世纪50年代初,广东不乏欣欣向荣的图景。大量爱国华侨经香港回国,参与新中国的建设;在农村,农民由土改获得了田地。40年代末跑去香港的穷人阶层都在不断地打听着内地发生的变化。

1953年,广东开始社会主义改造,成立了渔业生产合作社。这一做法虽然使渔业生产得到了发展,却让渔民产生了不满。

上世纪50年代末人民公社化运动迅速发展。1957年,中共宝安县委通过了《关于限制农村资本主义发展的几项规定》,限制社员自留地和副业收入:副业收入不能超过全家全年总收入的30%,社外农民不准开荒,不准弃农经商,不准投机买卖。

这个规定还要求,“男全劳动力”一年要完成260个工作日,“以彻底堵塞资本主义漏洞”。

而在当时的广东沿海,副业、贸易是农民生存的基本来源。当时宝安县委的报告说,当地50%的农民在走私,20%依靠走私为生。他们主要是把蔬菜和水果卖到香港去。

事实上,所谓的“走私”,就是渔民的小额贸易。在海丰县的一个镇,因“走私”不到半年间就抓了160人,有一个合作社的劳动力一半以上都被抓走了。

在这种情况下,很多走投无路的民众,怀着不解、不甘的心情,开始孤注一掷地逃往香港,特别是在广东沿海一带。

据宝安外事办公室《关于经宝安县偷渡香港问题的调查报告》(宝外字10号,1959年1月28日)显示,1956~1958年,经宝安县偷渡的共有20105人,其中宝安县的有6448人,外省及外县的有13657人。逃出去的大部分都是青壮年,以致不少边防村庄成了“女儿国”、“老幼院”。民谣便说:宝安只有三件宝,苍蝇、蚊子、沙井蚝;十屋九空逃香港,家里只剩老和小。

“过了千八日,安乐永无忧”

在1951年到1980年的29年中,大量的大陆非法移民和政治难民以偷渡的形式从广东进入香港,这个数字有多大,尚没有准确的统计。总之,上个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,偷渡简直就成为了广东民间的一种风气。从城市到乡村,从孩童到老人,各色的群众以不同的方式向粤港边境靠拢,他们冒着生命危险,或爬火车,或乘小船,或只身泅水,不顾一切,向着香港奔去。

虽说偷渡者一般都准备有汽车轮胎,但在大海中游泳仍有很大危险,于是有人就发明了在珠江里“练兵”。据老人们回忆,在那个年代的广州,群众常常自发去珠江中练习游泳,其目的就是为了在日后“逃港”中用得上。不少孩子从小便被家人灌输“好好炼身体,日后去香港”之类的思想。

对于当年的偷渡潮,许多经历者回忆说,那时曾经流传过一句诗,据说是刘伯温预测后500年世事所留:“过了千八日,安乐永无忧。”“千八日”就是香港的“香”字,根据当时的形势,就被解读为“只要过了香港,就生活无忧了”。

那时的偷渡,按方式可分走路、泅渡、坐船三种。泅渡,就是从海上游过去,除了陆路,还有不少人选择海路。偷渡的地点一般是距离香港4公里的蛇口,这里的海边有大片的红树林,偷渡者往往会躲在林中,趁边防人员换岗的间隙迅速下水。当时,中英两国以水为界,不论潮涨潮退,只要一下水,就出了中方地界。

从海上泅渡除了选择最佳下水地点外,还需要更多技巧。准备充分的人在偷渡时,会带上一个小型的充气救生圈之类的可供漂浮的物体,但并不是一下水就用,因为那样会影响速度,也容易被发现;相反,他们会将这些充气物内的空气放掉,折叠好带下水,等到游到中途累了时,拿出来吹上气漂浮水上稍作休息。即使是这样,10多年间,也有不少偷渡者被海浪所吞没,以至于后来在蛇口搞开发时,挖掘机掘开土地,人们一次就发现了400多具偷渡者的尸骨。

从陆上偷渡,是在深圳梧桐山、沙头角一带,翻越铁丝网到达香港,广东人戏称为“扑网”。这种网很难翻过去,后来铁丝网装了先进的感应装置,一触网就会被发现,探照灯、哨岗和警犬的组合是致命的危险。为了防狗,偷渡逃港者临行前往往会到动物园收买饲养员,找一些老虎的粪便,一边走一边撒,警犬闻了粪便的气味以为有虎,就不敢追了。有人为防止被边防军看到,将西瓜挖空,瓜皮套在头上,只把眼睛露出来。

陆上越“网”,海上破浪,毕竟是年轻人所为,中老年人、儿童妇女只有坐船之法了。坐船,相对而言较安全,但带有集团性质,出了事问题较严重,而且要付300元不等的一笔不小的费用,但为“逃港”,不少人往往不惜倾家荡产。乘船偷渡会偏向于东线,即大鹏湾水路,在惠阳和深圳之间,距离香港十多公里的水面,而且海浪很大,经常发生偷渡时溺亡的情况。

赶英、超美的“大跃进”,直接引发了“三年困难时期”,许多民众“不正常死亡”。愈演愈烈的逃港风潮,终于在1962年如火山喷发。

“五月逃港潮”

1962年4月,在深圳(当时叫宝安县)一股逃港风波突然袭来。原宝安县第一书记李富林回忆说:“1962年出现的那次大规模逃港风波,来势汹汹,简直有点招架不住了!”

解密的宝安县委《关于制止群众流港工作的情况汇报》等文件显示,1962年4月26日开始,在宝安县由东至西150多公里长的公路上,外流群众成群结队,扶老携幼,奔向边境线,伺机进入香港。每天傍晚,从各地拥到宝安边境外流的一般有四五千人,最多的一天达8000多人。

这次逃港持续时间长,波及面比较大,惠阳、东莞外流成风,广州、南海、台山、海丰、潮安等62个县(市)及全国12个省市自治区的群众亦相继闻风而来。宝安境内通向边境的铁路、公路客运突然紧张,5月中旬达到高潮,到7月才基本平息。据统计,从4月底至7月初的短短时间里,共十多万人次拥入深圳,51395名来自12个省、62个县市的外逃未遂人员被收容遣返。

上个世纪60年代以后,“大跃进”的恶果全面迸发。当时,珠三角一带的老百姓为了解决粮食短缺的问题,纷纷致信香港亲友求助。香港的亲友便把一些食物等短缺的物品寄往内地。然而,国内出于政治考虑,曾下令禁止邮包入境,于是所有的邮包又被退回了香港。因此,从某种意义上来讲,偷渡完全是形势逼出来的。更为重要的是,港英政府从1961年3月开始实施了新身份证申请政策(俗称“抵垒政策”)。新政策规定,给予那些可以成功抵达市区而又有亲戚朋友接济,加上本身具有工作能力的人士签发香港身份证。这样的做法,是港英政府为了解决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劳动力短缺所提出来的,但实际上相当于变相地承认了非法移民的“合法”身份。新政策的实施,成为非法入境者的“大赦令”,以至于粤港边境谣言四起,说什么“英国女皇诞辰,大赦三天”、“第三次世界大战快打了”,不少群众认为,只有“逃港”才是唯一的生机。

众多的逃港者引起了香港媒体的关注。当时作为几家报社撰稿人的陈强生在回忆录里说,越境比较多的是深圳河附近的平原。许多人白天趴在铁丝网下边。到了晚上,有的人从铁丝网上攀爬,有的在铁丝网下边打开一个洞便钻了过来。

当时港英军警每50英尺就设立一个哨位,并且将警戒线向内地一侧推进了几百米,但仍无法阻挡大量逃港者。

到了5月15日,偷渡抵港者达到了历史最高峰。香港军警一个上午截获了约3000人,还有一些逃港者进入了市区。

在众多的逃港者中,还建立起了组织并有专人指挥,他们每人均持有一条4尺多长的木棒,扬言说:“在冲到边界时,不论谁要阻挠我们,都不得退步,要用棍与他们搏斗继续冲过去,甚至开枪也不要后退掉队,谁掉队就要用棍打谁。”那时常常能看到这样的情形:青壮年手执木棍在前面,妇女和老人在后面手拉着手,肩并着肩,以示威的姿态强行冲关。

“逃港”导致了十多万劳动力外流,严重破坏农村生产。海丰县有一个生产队,集体逃港前将7头耕牛杀了5头,回来无牛生产;有的群众甚至破产逃港,将家中东西卖光,钱粮用光吃光,生活更加困难。

由于大批群众逃港,很多境外媒体纷纷借此攻击社会主义制度,少数人还妄图制造社会混乱。这次逃港不仅在宝安周边地区引起混乱,而且还波及到广州、南海、台山、海丰、潮安等广东62个县(市)及全国12个省。据当时宝安县公安局调查,在横岗至盐田途中哄抢食物的现象十分常见,附城公社水贝生产队的深惠公路和横岗至盐田公路上,都发现有逃港人员排队强行拦车。在边沿铁路交通沿线,有的村庄、商店由于害怕外流人员捣乱,天未晚就关门,闭门不做生意;有的不敢单独生产,晚上也不敢出门。

大规模的“逃港”风潮引起了党中央的高度关注。5月22日,周恩来总理专门就“逃港”一事作出重要批示。高层震惊,广东省委立即从各地抽调万余名官兵协助,设立堵截收容站,堵截收容逃港人员。

与此同时,时任东莞县委第一书记的林若等珠三角地区的领导,开始向辖区师生、群众作报告,分析当前国际形势,表明政府正在积极地采取措施克服困难,重新安排群众生活。同时指出外流香港并非出路,何况香港当局派出大批军警,见一个抓一个,根本过不去,只是徒劳往返,耽误生产。

6月19日,东莞县委发出指示,对参与外流的国家机关干部、教师一律开除公职,是党员的一律开除党籍;对参与外流的农村基层干部,视情节轻重,给予批评教育或停止职务等处分。

到了7月初,经各方努力工作,大规模的“逃港”活动暂时被压了下去。

青春的赌注

1966年,“文化大革命”爆发。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,大批在深圳宝安插队的知青开始选择偷渡香港,他们以孤注一掷的心态,拿青春与命运做赌注。虽然当时知青们天天接受“思想教育”,对香港的概念也是“资本主义的花花世界”,“富人的天堂、穷人的地狱”,等等,但他们私底下常常偷偷收听香港电台。加上时不时有香港人回乡探亲,带回“新奇”的物品和见闻,让许多返城无门的知青,从香港看到了人生一线新的亮光。

曾经创办了《中外影画》的香港影评人列孚(当时他还叫王凯南)就是偷渡者之一。当年,他响应毛主席到农村接受再教育的号召,从广州来到与香港毗邻的宝安县插队落户。几年下来,列孚觉得自己“看不到未来”。在确切地明白回广州已经没有指望的时候,他和当时的女友、现在的妻子,选择了对岸的“资本主义世界香港”。

为了这次冒险之旅,他还专程回广州,跳进白鹅潭附近的珠江里训练。“一到广州,我才发现,几千个人都在那里游泳,谁也不能说我游泳就是为了去香港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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